《清明上河图》的矛盾与统一 画面所表现的是“春景”还是“秋景”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宝级文物，历次展出皆引发“万人空巷”盛况。然而，关于这幅名画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如：《清明上河图》卷所绘，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画面所表现的究竟是“春景”还是“秋景”?而画面中导致学者产生相异看法的细节矛盾之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图①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一

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嘛，所绘的自然是清明时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清明”指清明节，郑振铎先生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只有杨柳的细条已经浅浅地泛出嫩黄色来，天气是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画家张择端就选择了这个清明节，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

而“上河”，就是到汴河去，这里的“河”，是指汴河。我们今天把到街上去叫“上街”，到学校去叫“上学”，到单位去叫“上班”，这个“上”，其实等同于“上河”的“上”。

作为时间的“清明”，与作为事件的“上河”，是怎样连接的呢?对此，“清明上河学”首倡者、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有细致的阐述：

为什么要清明上河?这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普通观众也会首先问及这一点。汴河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一年之中，自农历三月始，至入冬前，均可通航。黄河在冬季进入枯水季节，水少断流，或者水浅结冰，无法保证汴河用水。再者，汴河引用黄河水，泥沙沉积严重，河床日益增高，每年冬季的枯水断流之时，都要趁机进行清淤，以保证来年通航，这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正由于此，汴河在春季通航时，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神宗元丰时，导洛入汴成功，又称清汴工程，目的在于使汴河延长通航时间，头运纲船可以提前到二月初前后。由于洛水流量小，还需要黄河水作补充，老问题依然存在。开封冬季天寒，汴河之水也经常结冰，要通航就得破冰而行，颇多不便，终难使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使用，故在北宋末不得不恢复旧制。总而言之，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一个冬季不曾通信或往来的亲友，也在这个时候接通关系，汴河桥头就成为人接亲送友的地方。本来，清明节习俗很多。张择端在画中仅用很少画面去反映上坟、纸马店之类的事物，点明是清明时节即可，而把大量篇幅着重描绘“上河”，这在东京是时俗，也是最能反映东京神韵之所在。如果说，没有对东京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那是绝对画不出《清明上河图》来的。

曾经撰写过专著《宋代东京研究》、对宋代之东京了如指掌的周宝珠教授，从航运的角度解读汴河在清明通航时汴京城的盛大景象，颇有说服力。许多学者也确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无疑。张安治先生说：“选择清明节这一天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个青春的节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为了纪念先人或亲人进行一年一度的扫墓，使长久禁闭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会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得到一次郊游的机会。中下层的工商业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唤友，在柳绿杏红、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

总之，把《清明上河图》卷表现的内容定位于清明时节，几乎成为艺术史家们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薄松年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清明上河图》“反映了12世纪初期北宋首都开封清明节时的景况”。

二

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长卷中有许多细节，并非指向清明节，而是其他时节。这一点，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孔宪易指出，在《清明上河图》卷的开场，画着两个赶脚者，赶着五匹驴子，穿过一片枯枝寒树，踽踽而行，而驴子驮负的物资，是过冬用的木炭。《东京梦华录》记：“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这是每年“十月一日”的事。农历十月，相当公历的十一月，此时天气已寒，“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了，所以才会烧暖炉以御寒冬。假如像郑振铎先生所说，“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然到来，为什么还要运输木炭呢?假如有人要在春季就囤积木炭，不仅要支付春、夏、秋三季的库存费用，而且在秋季出售或者使用的木炭都已经折旧，岂不“脑残”?而且，北宋已经使用煤炭(当时称石炭)，煤的价格是每斤四文钱，而木炭的价格是每斤五六文钱，有谁会在这个天气转暖的季节，去做木炭生意呢?

疑点二：接下来看到一个村庄，茅屋错落，可谓“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中间的空场上，放着三只石磙，似乎刚刚打过庄稼(图④)，而画面上广阔的田垅之间，并无禾麦青青，这不符合汴京为北宋产麦区的情况，如此“踏青”，实在是无“青”可“踏”。

疑点三：孔宪易、高木森等学者都注意到，就是虹桥之南，那座高高耸立的彩楼欢门上悬挂着一面写有“新酒”广告的酒旗。对照《东京梦华录》，可知“诸店皆卖新酒”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都城纪胜》等书说“中秋前后沽新酒”，可以佐证，“新酒”上市的时间，当在中秋前后。

韩顺发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一文中说：“宋代除饮新酒外，又有‘老酒’‘小酒’‘大酒’之别。”其中，“老酒”是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小酒”是一种春秋两季随酿随售的酒。“大酒”则是比小酒酿造质高味醇的酒。因此，新酒、老酒、小酒、大酒，各自有别。《清明上河图》卷中标出了卖新酒、小酒的酒家，那些没有标出的，像孙羊正店，售卖的就可能是大酒和老酒。

疑点四：在虹桥附近，人群熙攘之处，有许多持扇子的人，比如“十千脚店”里的食客、头戴笠帽骑着马匹的官员、站着听说评词的老人、以扇遮脸的落魄文人……总共不下十位。此外画中有多人头戴草帽、笠帽以遮阳。在画中，还散布着兜售解暑饮料的小店，比如在虹桥之南，有售卖“饮子”的小摊……这些都说明当时天气暑热，并非春寒料峭时节。

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画名画意的争论就此展开，“春景论”和“秋景论”都没有妥协的意思，且旁征博引，不断夯实自己的论点。这些争论的好处，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清明上河图》的细节，也引向宋代的市井民情，使“清明上河学”沿着“微观研究”的路径一路挺进。“春景说”认为：木炭为一年四季必备之燃料;村庄的空场上未见丰收之谷物，因此不是秋季;卖“新酒”的时间不仅是中秋节，其余节令甚至岁末均有新酒，如赵抃诗云：“更上高峰尽高处，黄花新酒醉重阳”，这是重阳节饮新酒，张耒诗云：“家家新酒滴新醅，残岁峥嵘春欲回”，这是岁末饮新酒;关于《清明上河图》卷中的扇子，北宋寒食节、清明节都有以扇子“扑搏”(一种赌博或类似的游戏)和“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的习俗，图中的落魄文人与得意官员狭路相逢，他只好以扇遮面，以免显得尴尬，因此，北宋的扇子具有多种用途，并非只为拂暑扇凉之用。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艺术史博士彭慧萍引述气象史文献来考察《清明上河图》卷的季节范围，把孔宪易等人曾经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卷中人物穿着问题引向深入，从而出现了一个更深的疑点。

疑点五：画中穿单衣短褐者多达55人，其中仅着短裤者多达47人(图①)，更有多人上身赤膊或赤臂(图②③)。无论是赤膊上阵，还是轻衫短袖，都不是乍暖还寒时节的穿着。这是否意味着北宋末年，清明节的气温较高，让老百姓纷纷脱下长衫，换上短打?

东、西方历史气象学家对于宋代气候的研究结果却与上面的猜测相悖，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中期的1110年至12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里，正处于一个此前数百年罕见的低温寒潮期，这一时期的异常低温，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我在《故宫的古画之美》一书中写到《张择端的春天之旅》，开篇即从北宋末年的那场大雪写起。那是因为我在史料中查到了关于当时气候的大量记载。而那时的气候条件，从宋代绘画上也可见端倪。所以我在《风雪》一文中说：“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故宫博物院藏《渔村小雪图》《江山归棹图》《芦汀密雪图》这些宋代绘画，无不透露出彻骨的寒意。彭慧萍提示：“宣和末至南宋初正好为极冷低温时段，然《清明上河图》却描绘多人赤膊、赤臂或仅着短裤。故凡认为《清明上河图》成绘于宣和末或南宋初清明节者须格外考虑此一问题。”她结合宋代文献中对气象的记录，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情境中1100—1186年间的寒食节、清明节应较当今更冷更低寒。张择端于初春时节体验目睹的人物穿着，应较《清明上河图》画中所见的赤膊、短袖更为厚实。”

在林林总总的疑点之上，高木森对《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和画意提出新解：所谓“清明”，非指时间，而是一个地名——清明坊。据《宋会要辑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之郊区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东水门地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地区。《东京梦华录》有这样的记载：“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场景完全吻合。而“上河”，也不是“上河边去”，“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名词解释，金维诺先生认为，“上河”是“汴河”的别称，“上河”就是“汴河”，“汴河”就是“上河”。如此，《清明上河图》的意思，就是“在清明坊附近的汴河景象”。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清明”两字既与时间(清明节)无关，也与地点(清明坊)无关，而是一种政治寓意，代表着“政治清明”，是对盛世王朝的歌功颂德。但故宫博物院余辉多次在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的专著中指出，《清明上河图》卷里暗藏着许多社会危机，因此，《清明上河图》卷非但不是歌功颂德，反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两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么，《清明上河图》卷上描绘的受惊奔逃的马、街上的乞丐、即将撞向桥头的船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隐含着忧患意识的图景，又该作何解释呢?

关键词： 清明上河图 矛盾与统一 春景 秋景 汴京清明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