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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是学习也是继承 书法里的魏晋风度

时间:2019-07-02 17:20:39    来源:中国文化报    

刘涛既是书法家,也是书法史家。他深受唐长孺先生影响,对魏晋南北朝史下过苦功,数十年深入研究魏晋书法,笔下也颇具魏晋气象。《魏晋书风》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札记,有史料,有心得,更有创见。

回望历史,刘涛认为:“汉魏之际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的‘精神气候’里,文字书写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书迹不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文字形态,更是文士用以‘寄兴’的手段,用来表现‘风度’的凭借。于是,书写技艺自在的审美价值凸现出来,以‘善书’而获致声名的书家群体迅速壮大起来。”魏晋风度,让文化人神往不已;而魏晋书法,也让后来书家梦魂牵挂。

魏晋时期,草书、行书和楷书在士大夫阶层盛行起来。学草书,师法东汉张芝。学行书、楷书,宗尚曹魏钟繇。魏晋书法的中心人物王羲之也是如此,他推崇“钟张”为“二贤”,评价也最高:“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王羲之成名之后,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说自己“抗行”钟繇,是毫不相让的口气,攀比张芝稍微谦虚一点,还讲个次第关系,谓为“雁行”。但是王羲之给朋友的信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言下之意,“抗行”张芝并不难,只需多下功夫就可比肩。

刘涛研究发现,《兰亭序》为世人所知,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墨迹本之后。当年太宗下诏购求王书,所获甚多,达两千多纸,万机之暇,倍加执玩,尤其“宝重”行书《兰亭序》,也愿意让近臣分享,令宫廷拓书人摹拓《兰亭》,将复制品赐予房玄龄等八人,于是传播开来。何延之用了上千字篇幅记叙了萧翼装扮作书生,设计于辩才和尚处赚取《兰亭序》的经过。按何延之的描写,萧翼手段,可谓盗窃,有如今天报章娱记笔下的“八卦”,虽然好看,许多学者并不当真。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卷八引录的宋人跋文,“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无咎)表示半信半疑:“《兰亭》若是贵耶,至使万乘之主捐信于匹夫?……以太宗之贤,巍巍乎近古所无,奈何溺小嗜好而轻其大哉!”

对于后学对王羲之书法的不同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书法的分期问题,刘涛冷静地指出:“王羲之并非书法神童,他的书法也有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寻绎这个过程确实为难,因为存世的‘王书’墨本、刻本,多是四十岁之后写的尺牍,即使同一种书体的尺牍,面貌也多,并无一件真笔原迹,所以学者很少讨论王书的分期问题。”刘涛根据前人文献,将记载有关王羲之书法变化的只言片语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辨,再按时段先后排列,理出了一条王羲之书法发展的线索。

刘涛善于发现历史的现象:“模仿是学习,也是继承。书法家的成长无不从模仿起步,由模仿获得‘技’与‘法’之类的‘表达’手段,艺术的感受力也是在模仿中培养起来。”南朝虞龢《论书表》记载了这件趣事:“羲之尝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效写,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而王献之在方山庭殿的数行题字,康昕偷偷改易,子敬再过此地,看到题字,毫无察觉(张怀瓘《书断·下·王恬传》注文)。东晋时代,人们喜爱“二王”的字,爱屋及乌,张翼和康昕模仿逼真的王字也大受欢迎。在刘涛看来:“艺术的发展,一直依仗‘继承’和‘变革’前行,两者相互依存。我们知道,每一变革而出的新面,都需要许多继承者的巩固发扬,继承到了僵化的地步,又生变革,如此往复不穷。纵观书法的历史,古代的名家,无论是变革出新的一群,还是以继承显示‘功夫’的一党,都是在鼓励继承的风气里得以扩散和放大他们的影响力。继承型的书家只要闻名于世,有书迹流传,也会被人模仿。”

人们论及东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历来注意那些随晋室南渡江左的北方士族,却忽略了江南本土的书法世家。刘涛特别指出:“书法文籍记载的吴士书法家,吴郡张氏一门不绝于书。”

西晋时,吴郡张氏门族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张翰(季鹰),有清才,善属文,而且纵任不拘,很像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张翰能草书,唐朝时还有一帖草书存世,“三行,有古榜口,满骞押尾”,窦蒙《述书赋注》有著录。而在南朝,吴郡张氏最负盛名的书家当数张融(444—497),《南史》卷三十二《张邵传附张融》记载:张融字思光,弱冠有名。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我们不仅要关注书法本身的现象,更要思考书法背后宏大的历史。在回顾北魏太武帝仆倒《峄山刻石》的史实中,刘涛特别关注北魏太武帝南征途中,还做了一件与军事行动毫无关系的事情:登临峄山,“见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峄山的“秦始皇石刻”,就是大名鼎鼎的《峄山刻石》(前219年)。《史记》记载,秦始皇当年“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俨然一副尊重儒生的姿态。想不到几年后,儒生惹怒秦始皇,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刘涛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后人一直把秦始皇的暴政当作殷鉴,对于秦始皇自立的纪功刻石,他们未必在意。却没想到,身赴戎机的北魏太武帝,并非儒士,却在鲁郡仆排秦刻石,同时‘祠孔子’,这两个举动,表明太武帝知晓历史,懂得汉族士大夫的‘恨’和‘爱’,也是宣示自己尊崇儒学的政治文化态度。”

关于正体字,古今有许多争论。刘涛自有看法:“漫长的书体演变,不是人为的预设,大趋势是文字的组织结构越来越简,一路下来,步履由缓而快。”正体字是每个时代通行的,标准、清晰的官样字,每个时代的人,学书都是从当时的正体字入手。刘涛认为:“正体字形体的递变,篆书被隶书取代,隶书被楷书取代,虽是‘取代’的关系,但是隶书时代不废古篆,楷书时代不废篆隶。先后出现的草书、行书都是隶书时代出现的俗写体,也一直并用不废。所以,汉字演进的结果,一面是正体字体势的趋简,一面是各种书体的共存共荣,各有其用场。因此,各种书体的书写技法得以保存,也越来越丰富。”这一番见解,从历史深度来观察书法的变化,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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